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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形式与典制:明清官服的丝织艺术与制作工艺

发布时间:2022-09-29 03:15:10 来源:hth华体会网址 作者:hth华体会全站

  明清时期官营丝绸织造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与严格的制作工艺要求,一方面代表了类真丝织物的高标准精工艺,另一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名类特征与地区制式类型。在面料、形式、典制及尺寸与颜色等多方面都体现出“尊卑有别,贫富各异”的森严等级制度。本文从明清官服的仪典制度与丝绸织造技艺出发,对明清时期丝织机构类型与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并对明清时期丝绸织造的工艺典制进行细化分类,而非再现,相关成果有助于对丝绸历史研究提供资料梳理与案例借鉴。

  作者简介: 任晟萱(1989-),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染织服装艺术设计。

  中国早期真丝织物的技术工艺与产品种类上名品众多,从西域的高昌丝绸绢帛到黄河流域的齐纨、鲁缟、卫锦;再从长江流域的川渝蜀锦、两湖到江南地区,到处都是蚕桑丝绸的著名产区,由此被欧洲人称为“丝国”“赛里斯国”(Seres)。至汉晋时期,这些丝绸生产一向发达的地区递次出现了三大名锦和三大名绣,它们是中国丝绸文化的突出代表。主要集中在绫、罗、绸、缎四个分类,并在此基础上,从采用织物自身组成成分、缝线组合的形式与制作工艺、加工技艺水平及绸缎外观形态与质地等多个方面进一步细化分为13个大类、32个小类。由于其明显的保健护肤功效,丝织品一直深受国内外市场的广泛好评与青睐[1-2]。

  前人学者在历代服饰的技术与美学研究上,已经形成了纵横经纬的系统性课题。就蚕桑丝绸产业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由于是世界上家蚕饲养与缫丝织造较早的国家之一,已经形成了较完善的丝绸品类应用研究,并形成了丝织产业在经济贸易、服装服饰、艺术文化等多方面的分类研究体系。从丝绸演化发展历史上来看,黄河流域在商周时期丝绸产业已经相对较为发达。在公元前133年汉武帝时期推动的“丝绸之路”西进政策,中国大量丝织品得以向西不断运输,丝绸文化与艺术形式也得以不断向西部地区传播并发扬光大。此后,又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到唐朝,丝织品在沿袭东汉褒衣博带服制的基础上,朝服、公服受少数民族影响巨大,出现了大量丰富的如绛纱复裙、绛碧结绫复裙、单碧纱纹双裙、紫碧纱纹双裙;宝花绫、素罗、花罗、绞罗;锦有大小登高、大小明光、大小博山、大小茱萸、大小交龙、蒲桃纹锦、斑文锦等,出现了一些飞禽走兽与忍冬纹、莲花纹、柿蒂纹等植物图案……工巧百数,不可尽名。在日本正仓院保存的唐代丝绸中,以“狩猎文锦”“四天王狩狮纹锦”“陵阳公样”等团窠丝绸最具代表性。一方面延续了古代丝绸文化镌刻历史基因的传统艺术遗承;另一方面,当时的丝织品也吸纳了很多外来技术、制作纹样的优点与特色[3-4]。

  明清时期,丝绸生产的重心从黄河流域进一步向江南拓展。长江流域的南京、苏州、湖州、松江等地成立了专业的织造局与织染局,负责织造各项朝官所用的衣料及制帛诰敕彩缯用品,其中以宁绸、江绸、春绸、绉绸等为官式服饰的首选。明清两代织造按经营管理体制分朝廷官局和地方官局两种。朝廷官局发分“南局”和“北局”,负责各类官服的各色绢布与染炼为主;地方官局为分设在浙江、南直隶等八省22处。南北各采取局织形式,集中生产。清代各局的织机数大于明代在南京及苏、杭所设织局的规模,两朝均以“买丝招匠”制的经营体制,成为官服来源的定制。

  明清民间织造技工群体明显具有商品社会的组织形式,工种开始细分为染色匠、刷纱经匠、摇纺匠、牵经匠、打线匠与织挽匠等。在苏州的盛泽镇与湖州的南浔镇等重要的丝绸基地,已经出现了来去自由的大规模雇募工匠制度,一些知名作坊中雇佣的专业“机户”“织工”,有时多达几万人。此时,出现了丝绸产业高度商业化的结晶:蜀绣、湘绣、苏绣、粤绣,均匀地分布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与岭南地区,这些地方生产的真丝织物种类包括丝绒、织锦、妆花、纱罗等产品已经行销海内外。仅丝织品而言,又以湖州绫绢、南京云锦、苏州宋锦及四川蜀锦这几类产品为代表。其中绫绢又有丰富的分类,如湖州御服乌眼绫、杭州的白编绫、绊绫;在白绢基础上,又出现了白绢、五色撷绢、红皂绢、夹撷绢、印花绢、绞绢等数十种类型。

  明清官服在形式上分朝服、公服、常服三大类。官服是圆领袍加乌纱帽,常服有补子,文官常服绣鸟,武官常服绣兽,采用织造和刺绣而成。在织造方法中又分两种缂丝与织金、妆花等多种技法。明清官服的区分主要体现在服色、面料和纹样等图案设计的差异上,并以此辨识官制。两朝官服在继承汉唐舆服制度下,学习了先进的波斯工艺理念和技术,将胸背的纳石矢工艺织造汉化,胸背和补子相辅相成,以此建立一套等级完善的官服体系。

  明清时期官服的特点有二:早期士庶崇俭戒奢,官服织造严禁恶俗,禁令流弊;明朝中期之后,奢靡僭越之风渐起,舆服制度“崇节俭、辨等威”的制度精神遭到消解,而占有大量织造资源的官服织造机构是这一变化的主体。但舆服织造由于对世风变迁的研究涉及到对明清两代社会发展程度的总体评价问题,在观察时需要有宽阔的视角,既要注意下层民众,也要注意具有广泛示范性和影响力的社会上层。在解释模式的构建过程中,除了重视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需要充分关注传统社会的政治环境。虽然在纹样上更多了世俗生活场景的审美,但在织造技艺上,超越唐宋时期的织造工艺,无论在工艺、材料还是手工业规模上,均达到了历史顶峰,出现了丰富的妆花织造技艺、彩织锦缎技艺、妆花丝绒与金彩绒技艺等多种工艺类型。

  妆花类型主要是指多彩丝绸织花的专门术语。明朝妆花的品种类型,除了锦缎类型之外,还有较多的织造复杂的妆花纱织、妆花罗织、妆花丝绒织物及妆花云布等类型。明朝专门有一本《天水冰山录》用来记载对严嵩的抄家过程的清单。这份清单分类列举出了严嵩被抄家时所查没的全部物资,其中丝织品来说,单就妆花一类的物品类型就包括了妆花纱、妆花云纱、妆花补纱、妆花缎、妆花绢、织金妆花缎、织金妆花绢、妆花width=12,height=12,dpi=110,妆花路width=12,height=12,dpi=110、妆花罗、织金妆花罗、妆花改机、妆花丝布、织金妆花丝布、妆花云布、妆花焦布、妆花锦十七个种类之多,可见当时真丝织物在官方层面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水平[5-6]。

  具体来说,妆花纱(图1)是在透明的纱衣底部织绣处,绢织五彩加金色的花纹衬底,表达出既富丽堂皇而又淡雅宁静的品质与意境。北京地区定陵出土的妆花纱龙袍(图2),肩上织绢着五彩加金的过肩云龙,前后下襟处绢织着五彩加金的潮水云龙式样,而在袖口等处也织绢着五彩加金的云龙印花,这些工艺可谓相当精细讲究,服饰光彩异常。同时,定陵还出土了形式各异、类型各色成匹锻出现的妆花锦、妆花缎、妆花绸等多种妆花类型织物,体现了当时织物匠人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图3)。

  此外,妆花丝布是采用麻、棉纱等材质织补形成地纬和经线,将蚕丝作为纬线穿插交织而成。制作工艺中采用纬线丝来勾勒花纹,看起来花色明亮且底部较暗(图4)。同时,丝绸织布也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特色纺织手工织品之一,例如傣族、壮族、侗族、瑶族及土家族的妇女们,擅于编制花色优美、工艺细腻的丝布织品。特别在明代时期有一种蚕丝与棉花交织的棉锦织物,在明代经卷的封面印花及贵州地区在明清墓葬出土的文物中均有所表现,且形象鲜明,给人以较为深刻的印象(图5、图6)。此外,妆花云布则是古代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独有的特色织物产品之一,这种云布制作首先将丝线绞染成花的形态,然后进行绢织成为一体的织物产品(图7)。这类织物织出的花色纹路若隐若现,给人以身在诗情画意之中的感受。这类让人身着真丝织物,宛如进入诗意盎然的场景中,如今仍然是尔族姑娘们所心爱的衣料品类。目前有许多当时的丝绸与布料存放于故宫博物院中,供人们参观学习[7-8]。

  对于明朝官服的审美特征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 侧耳等物化的文化符号。明代的服制就依从汉制祖律不断修订和完善,虽然前文提到了明朝统治者对蒙元胡风有所摒弃,但其实为了维持国家统治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他们并没有彻底放弃元制[9]。其中,关于“侧耳”的出现就是对服饰传统进行民族融合的一种最佳表现,表现出当时明代统一的政治体制环境与文化氛围,对后来的中华官服发展起到较为深远的影响。2) 设置补子的装饰表达出分明的等级关系。明代的官服补子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美学表达中统一和谐的传统思想影响,形式上最为典型的就是对称之美,对襟的补服讲究胸前左右的纹绣图案呈对称分布。整块补子多呈方形为主,但方中有圆,一如古代“天圆地方”的理念,这样在线条审美上的一收一放、一张一弛,融合了古代人民对于天地的理解。

  清代初期,苏州手工业丝织提花的技术已经得到了显著提升并得以广泛推广,各地出产了多种提花品种,包括花纱、妆花缎、妆花绢等类型,其中有采用十多种颜色进行织制而成、色彩丰富多样的织物。织物制作的方法,大多采用几十把大梭子同时开展织制。具体到织花用的小梭子,并不是穿过整个幅面情况,而是通过花纹边界的确定,在花纹轮廓线范围内进行来回盘织。用这种方法织出的花纹,就像是从幅面上挖出来的内容一样,所以称之为“挖花”的制作工艺(图8、图9)。上等水平认定锦缎,相对敷盖的颜色更加自然朴实,晕色及线纹都可以与工笔画的绘画制品相媲美。例如在故宫博物院保存的一件清朝康熙年间(1662—1722年)苏州织造的百花蝴蝶衣袍织物,其上织物表达出的三点布置的折枝花瓣,以及围绕花瓣周边翩翩起舞、成对飞翔的彩蝶,穿插在鲜花与嫩叶之间。这不仅是一件非常美丽的衣袍面料,而更是一件非常有价值且经典的艺术品。

  此外,故宫博物院里还保存着清朝乾隆年间苏州织造的一件巨幅的重锦织物作品“极乐世界图”,长约450 cm,宽约195 cm,上面有佛像274尊左右,个个眉目神情清晰可辨、面带表情丰富,其传达表现出的织物工匠艺术的美感远超前代作品(图10)[9-10]。

  明清时期在南京、苏州、漳州等地盛产丝绒产品,其中以“妆花绒丝”和“金彩绒丝”最为名贵。妆花绒丝有的是在绸缎质地上绘制彩色绒花,并称之为“妆花绒缎”;有的是在条纹按地上表现出的彩色绒花,称之为“妆花鹅绒”。金彩绒丝采用的是金银绒丝线织成地物条纹,地上起彩色绒花认定形式,色彩更加富丽堂皇(图11)。明清时期各地官方丝织品还有金陵织物、浙江浩沙织物、山东绸缎、广东莨纱绸织物、新疆丝织毛毯、四川浣花锦绸缎等类型(图12)。

  织素工艺是织造工艺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产生出分为绡、纱、纺、縠、缟、缣、纨、绨等各种技法大类。如宋锦是唐代纬锦的技艺升级,据《舆服志》记载,宋元时期的江浙地区,仅彩锦的数量就达四十多类。宋代杭州的宋罗数量完善了固定绞组和无固定绞组两大类型,并且增加了织金罗、色织罗等。到明清时期,仅在苏杭地区就有百余种,这些技艺普遍用于官服的织素工艺上。织素发展到元代,织金锦已经品类繁多,有织金纻丝、簇银花缎、片金锦、印金花绫、泥金罗、牡丹罗等。织素工艺与手工织机技术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云锦是明清官服中最常见的品类,增加了库缎、库锦、妆花及妆花缎、妆花纱、妆花龙袍、孔雀羽织金等各种珍贵的丝织品种。

  明清时期,中国的官府衙门与地方机构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江南各地也开办了规模较大的丝织品加工场地,比较著名的有江南三大织造衙门,分布在杭州、南京及苏州三地,主要生产围绕着皇家御用的各种线 明清中央丝织机构分类与特征

  明代统治者视衣服头冠等身着织物象征着江山国家、安邦兴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正值开国之际,要变更原来元朝统治时期的主流风格,重点在服饰上选择采用借鉴周朝、汉代、唐代、宋代等时期的颜色与式样搭配,综合确定了明代官服颜色以赤红色为主色调的基础。而在服饰形式上,重点借鉴了已存续上千年的衣冠服装形式,相应设置了等级分明的帝后、宗族及文武百官的官服制式,并赋予各种类型服饰不同的含义与意义,从一定程度上为中央及地方官营丝绸织造机构确立了独具明代特色的织绣工艺技巧与样式类型。

  明代中央层面的染织造机构首先在南京成立,而后期迁都北京以后,在北京也设有染织机构,历史上并称为南北两地中央层面的织造组织。其中南京的织物织造局被称为“南方局”,也是中央预设的内部八大局之一,具体事务由内部织染局的太监总管总体负责,专门负责织造宫中皇家使用的衣袍服饰等。至清代时期,织造机构是在清朝初期恢复并逐步建立发展的,在明朝丝织物生产的基础上不断发展,逐步恢复了原明朝时期的江宁制造局、苏州与杭州的织造局,进而在顺治时期在北京又设立了内织染局。清朝改变了明代全国范围内多点开花设立二十多个官办的织物织造机构进行分散化管理的方式,进而选择重点地区集中督办生产的形式。而到了清朝后期,官办的丝织物织造机构难以满足皇室大量的衣袍服饰需求,朝廷继而大量采用民间的织造丝织物,通过订单直接采购的形式,将大量皇室御用的织物生产交由民间织造力量完成。

  明清时期,地方主办的丝绸织造的机构25处左右,主要集中于南京(南直隶)与浙江两省的布政司,光是这两处丝绸织造机构就将近18所,这也使得江浙地区成为明清时期织造印染机构云集、数量最多的区域。而在江浙地区这些织物加工印染工坊之中,又属杭州与苏州的地方主办织印机构规模最大。发展到明代的中后时期,苏州与杭州很多的织物印染加工机构,随着机构体量渐渐做大,逐渐由当初地方官办的织物印染组织,发展演变成为中央集中管理,专供皇家御用丝织物织造的特殊类型织造委办局,朝廷也不断派遣织造管理人员专门乘船下江南地区,来督办皇室御用衣袍服饰的织造工作。

  明清时期,地方主办的丝绸织造机构,除了需要满足朝廷每年派发的织物织造计划之外,还有一些临时圣旨下书需要加派的织造工作。又有特殊情况下,由于朝廷事务紧急,中央与地方官办的织物织造机构不能满足订单的需求,朝廷又会紧急从民间采购织物来买办充用,俗称为“召买”的形式。当时朝廷织物派发任务重点地区主要集中在丝织物产业较为发达的江浙地区,包括苏州、南京、杭州、松江、湖州、嘉兴等地,加派工作的内容也包括袍缎加工、织物改造及岁造工序三大项目。

  明代官服的结构创新性地增加了缯角结构,缯角结构使得明代官袍与历代官服的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变化,第一次使得官服服饰在服装版型结构上产生了创新设计,其丰富的结构图式与装饰纹样,将汉唐时期的“汉服”与少数民族的“胡服”相互融合,组成了“十字形结构”的重要创新典制,并为日韩等国沿袭至今[9]。

  明代初期在拟定衣冠制度时提出了著名的“上承周汉、下取唐宋”论调,并将其作为安邦方略的重要政策。下诏朝廷重点规定了中央及地方织物印染机构对皇室宫廷、文武大臣、地方官吏及地方封赏所需礼仪典物等多种类型丝织物的工艺织造规制。明清时期的官方织造服饰饰品,都是有内政布政司根据规制典策进行生产织造,明确细化不同服饰的花色、制式、用料、样式等各个方面织物要求,进而由地方织造局安排具体工匠装置于织机中生产织造(图13)。

  当时的织造工艺在花色选择上有明确的规制要求,帝胄之后与文武百官在服饰的纹样、颜色、制式等多个方面均有专属要求。同时禁止一般庶民在织物、布匹、配饰等材料颜色中选用皇家大红色、大黄色、深紫色、天青蓝色等多种颜色,以及不能使用龙纹、蟒蛇纹路、飞鱼斗牛、狮子大鹏、潘莲花和宝相花等皇家御用象征身份指代的动植物品种,确定只有皇家才能使用制造图案。此外,明代官方织物工艺典制中,明确皇帝、皇子、亲王及周边世家贵族的服饰采用圆形织布纹章的补额服饰,国公爵位及以下的文武官员,身前身后的勤杂人员采用方形织布纹章的补额服饰(图14、图15)。同时明代时期文武官员服饰也包括公服、朝服、祭服及常规服饰等多种场合类型,分别明确了具体的制式、纹样及颜色的区别。其中又以常规服饰穿戴的次数最为频繁、场合也相对最多,进而明确规定了乌纱帽子和“补子”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等级品级特征代表,而具体明代文武官员服装样式与配色形态如表1所示。

  清代官营织物类型继承了明代象征着君主皇家等级观念的身份等级徽章纹样,例如龙蟒纹章、文禽武兽、十二类章纹等类型,象征着皇家权威与贵族高贵的血统,这些纹章补子主要用于皇家内廷与朝廷官员日常吉服、祭服、朝服、常服等多种场合环境的丝织物使用。这些织造工艺经过不断的演化提炼并修改完善,绘制成相对完整成熟的图案样式,分别收录在清后期绘制著录的《会典示例图鉴》《皇家礼器图鉴》及《大清会典图例》等多种文书典籍之中(图16)。这些典籍作为当时工艺织造的具体参考样式,由中央官方确认后下发至地方织造局办,各地织造生产过程中,严格按照图鉴典籍要求加工制作,不得越俎代庖违反图鉴样式加工丝织物。具体的衣袍类型包括了朝服(礼服)、吉袍服(吉服)、补服、常服等多种类型,其中皇上采用龙纹织补子纹章,而皇太子、亲王及以下、贵妃等人采用五爪蟒纹样式为主;而再往下贝勒等文武大臣及七品官员则选择四爪的蟒纹样式作为纹章类型,其他七品以下的官员则采用无蟒纹的织绣特定的标识样式(图17、图18)。

  当时官办的丝绸织造之所以长盛不衰,更得益于民间丝绸织造技艺的快速发展。官方通常将丝绸织造机构设置在盛产蚕丝原料、丝绸产业相对兴旺发达的地区。特别是江南地方官吏所使用的丝绸原料,几乎都来自于民间机构的采买。官府确定了每年采买原料的时间与价格,委托地方织造机构按时按价买进,以供朝廷使用。特别明清两代,朝廷除了传统集中时间统一采购以外,也会在丝绸生产的旺季分散在市场中采买原料,再雇佣工匠集中赶工编织并给予一定的补贴,这从另一方面更依赖于民间的丝织农户与工匠机户。这时候的官办制造局与民间工匠的私人作坊相辅相成,互相合作,形成了互利共生的关系。江南地区官办丝织机构正常运营的同时,民间织造产业也在快速发展,数量庞大的产业实力确保了官办丝绸织造单位对织物品质、色泽及织物工艺的严格要求。

  衣冠制度是古代礼制中“生活政治”的重要见证,明清时期的官服丝织物汇集了古代历朝历代丝绸织造技艺之大成,从而达到“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天人秩序与社会等级。明代时期丝织物相对类型结构比较规整,外观整体色彩搭配较为朴素沉稳内敛;而清代时期丝织物纹理相对更加璀璨多姿,颜色多彩鲜艳,品类也更为多样靓丽。明清两代能工巧匠独特的丝绸织造工艺一直传承至今,虽然在审美上对这两种服饰风格各有评述,但都可以称得上是丝绸艺术发展历史上令人称赞的优秀作品。此外,明清两代在封建专制统治时期建立了中央与地方两个层级的织物织造机构,满足了官府朝廷对各类丝绸制品、日常官服、赏赐分封等多种需要。这种官营丝绸机构为主导的体制模式促进了丝绸编织技艺的不断提升,也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传统社会里,完成了古代服饰中“物必有意”的观念塑造,既充分发挥服饰织造技艺的高超水准,也塑造了中华舆服独立完整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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